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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月20日 14:11

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背景下的亚洲价值观

  在历史上,西方国家为了认识外部世界,提出了包括亚洲、非洲等在内的非西方区域共同体概念。但是,长期以来,这些概念始终由西方建构,且内涵模糊不清。按照亨廷顿的观点:非西方世界的最大共同点就是它们不是西方。20世纪70至80年代,亚洲出现了“四小龙”的经济奇迹。这一历史性成就激发了亚洲主体意识和共同价值的思考。李光耀和马哈蒂尔顺势提出了“亚洲价值观”的主张。在这一价值观的关照下,亚洲地区的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地区虽然语言、文化、历史、制度各不相同,但是他们之间因为地缘相接、历史境遇相似,在西方这样一个“他者”之下,的确存在共同的价值信仰。在当时的背景下,亚洲价值观的提出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是亚洲作为区域共同体的认同建构的标志。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从泰国蔓延到亚洲其他国家,对正在崛起的亚洲经济造成重挫。自此,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讨论也走入低谷。甚至一度有人否认亚洲价值观的存在。自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讨论再次走进学术视野。一时间,关于儒家文化与亚洲价值观、中国模式与亚洲价值观等分析频频见诸于各类期刊。2019年5月,亚洲文明大会在中国举行。会议倡导在多元的亚洲文明中寻找多元共存、交流互鉴的渠道,减少文明之间的误解,在差异中谋求合作,构建“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亚洲文明。

 

  如果说“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是促成亚洲价值观或亚洲文明形成的基础的话,那么,当前亚洲和欧美国家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传播的表现确实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在亚洲,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及时采取措施,遏制病毒传播,形成了公众与政府较好配合的抗疫局面。而在西方,一些国家在疫情初期心存侥幸心理,对中国等国的抗疫努力冷眼旁观,且不时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缺乏基本的人道主义和国际合作意识。然而,随着疫情在本国日益蔓延,这些国家在社会治理和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方面的能力短板逐渐显露,并迅速酿成公共卫生危机。

 

  亚洲国家与西方国家在此次疫情期间的变现差异,与各自所持有的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

 

  比如,亚洲文明更加强调国家作用、集体价值、家庭本位、长幼有序、和谐共生等。在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疫情的爆发给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这些亚洲国家迅速启动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方案,中央政府在应对疫情中起到主导性作用,各地方政府积极配合中央政府决策;公民自觉佩戴口罩,居家隔离,减少外出;民众纷纷以维护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为重,暂时压缩个人利益空间,尽可能不给社区和国家造成额外负担。同时,在诊治过程中,对于老人等弱势群体给予同等、甚至优先照顾。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充分发挥家庭和社区的基础性作用。这是集体主义文化的优势。

 

  再比如,亚洲价值观倡导“和谐与共生”理念,这对于应对公共危机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面对公共卫生危机中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威胁,每个个体都会本能的以维护个人健康安全为优先选择。这种价值偏好一旦成为群体行为,便会成为一种“生存竞争”局面。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没有能够从宏观和整体上的价值引导,那么可能会造成群体内部竞争,各自为战,以邻为壑,这不是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所应有的环境。因此,亚洲价值观所蕴含的“和谐、共生”理念为引导公众舆论,弱化社会不同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冲突与利益对抗提供了价值引导。在亚洲国家,无论是接受治疗的感染者,还是居家隔离的其他公民,大家互为关照、相互鼓励,很自然就形成了抗疫共同体。

 

  亚洲价值观在此次公共卫生危机中所体现的优势可以为全球治理提供思想支持。在疫情爆发之前,全球化发展已经出现波折,美国率先举起“反全球化”旗帜,强调美国利益优先,陆续退出多个国际合作机制。在疫情爆发初期,一些西方政府、组织和个人对中国及亚洲国家的抗击疫情持“隔岸观火”的心态,甚至纵容本国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疫情问题来鼓吹种族主义的言论。然而,随着疫情在全球,一些西欧国家的态度开始出现转变,国际合作开始进入他们抗疫话语之中。中国方面在自身取得抗疫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积极与国际社会分享经验,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是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现,也是新时期亚洲价值观在区域内和全球范围的作为。亚洲不仅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地区,同时也是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未来的世界发展将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亚洲的发展。因此,亚洲国家也需要在提供经济发展的同时,为全球治理提供亚洲智慧。而亚洲价值观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就是最好的体现。

 

  亚洲价值观所体现的合作、共赢、融合、共生、集体利益优先等理念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中的作用,也充分说明亚洲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作用。这不是一个以一种文明去取代另一种文明的文明形态,而是基于共同和分享而形成的“超文明”形态,是关乎共同生存环境和未来的文明取向。抗击疫情是一场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每个国家、每个公民都是抗击病毒的主体,唯有携手合作、协调行动、相互扶持,才能取得抗疫战争的最后胜利。如果说西方价值观曾经为促进世界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的话,那么,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亚洲价值观可以为人类应对共同威胁、非传统安全、全球合作治理等方面提供全新的思想公共品,形成与西方文明和其他各种文明共存、共生的世界共享文明。

 

  (转载自新浪网,作者系中国矿业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翟石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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